19BetVictor Sports(伟德体育)国际官网46：解放战争求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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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1944年9月15日，代表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就提出召开党派国事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之后，在1944年底至1945年初的国共谈判中，周恩来再次提议先召开党派会议，讨论召开国事会议和成立联合政府事宜。但是，由于的反对，直至抗战结束，政治协商会议一直未能召开。重庆谈判和签订的“双十协定”中确定，于1945年11月20日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各项问题”，但再度被挑起的国共双方的军事摩擦所搁置。直至马歇尔来华调处，促成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定，政治协商会议终于在1946年的1月10日，在全国民众的殷殷期盼中拉开序幕。

　　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共38人，其中代表8名、中国代表7名、中国民主同盟代表9名、无党派代表9名、中国青年党代表5名。由于在反对、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这些基本问题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中国以开诚布公的态度，求同存异的胸怀，争取民盟和无党派代表的同情和支持。会前，周恩来代表向各派代表建议：（1）要相互承认，不要互相敌视；（2）要互相商量，不要独断；（3）要互相让步，不要独霸；（4）要互相竞赛，不要互相抵消。这些建议对政协会议的召开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会议围绕改组政府问题、施政纲领问题、宪法草案问题、军事问题、问题等进行讨论。经过中国和民盟、无党派代表的共同努力，会议通过了一份政协协议，要求改组一党政府，成立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委员的一半由以外的人士担任。改组后的政府负有召集以制定宪法的任务。此外，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规定，实行“军党分立”“军民分治”的整军原则和“以政治军”的办法，决定由军事三人小组（由代表周恩来、代表张治中、美国特使马歇尔组成）商定办法对军队进行整编，军队按照国民政府军令部的计划整编。

　　1946年7月初，政府更是不顾和民主同盟等党派的坚决反对，无视政协决议，宣布召开“”。周恩来于7月7日向蒋介石提出书面抗议；民主同盟代表梁漱溟、罗隆基在7月5日跟进抗议；10月14日，民盟主席张澜发表谈话指出，民盟不放弃自己的意见和立场，不怕一切威胁利诱，绝不参加。11月10日，联合会、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等党派的重庆分会和重庆的21个人民团体联合发表《我们对于召开的意见》，呼吁全民起来制止当局这种分裂行动。11月15日，一意孤行在南京召开一手包办的“”并通过伪宪法，遭到各派和爱国人士的唾弃，被彻底孤立。

　　8月6日，在离烽火狼烟不远的延安杨家岭，美国进步作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又一次来到的住所。斯特朗曾在1925年首次访问中国，报道并支持中国的省港大罢工，此后她多次往返中美，向美国乃至世界人民报道中国领导的工农革命斗争和解放区军民的抗战活动。就是在杨家岭的这次访谈中，发表了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和中国战局的惊世宏论。他豪气冲天地向全世界宣布：“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他还就中国的全面内战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

　　据说，因为英语的习惯用法中没有“纸老虎”这个组合词，当时的翻译余光生在翻译时用了英语中类似的习惯用语“稻草人（Scarecrow）”来代替。得知后说：“不行，我的意思是纸糊的老虎，是Paper-Tiger。是用来吓唬孩子的，样子看起来可怕，实际上一见水就软，一见风就破。”听了的一番解释，斯特朗不禁笑了起来。看着斯特朗把他的话记上后，笑着说：“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是纸老虎。”就这样，Paper-Tiger这个组合词，随着的著名论断，在世界范围广泛流传。

　　那么，当时蒋介石这只“纸老虎”到底有多可怕呢？拥有正规部队、非正规部队及后方军事机关学校在内的军队，总兵力约430万人，而且拥有装备较好的陆、海、空军；人民的总兵力只有127万人，不仅没有海军和空军，而且陆军装备也很差。政府统治着约占全国76%的面积、3.39亿人口，控制着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绝大部分铁路交通线，拥有全国大部分近代工业和人力、物力资源；而解放区的土地面积只占全国的24%，人口约1.36亿，占全国人口的28%，基本上依靠传统的农业经济。此外，还接收了日本侵华投降军队100万人的全部装备，尤其是得到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1946年7月以前，美国为训练部队及军事人员15万人，装备军45个师；美国用军舰、飞机将军队14个军、41个师和8个交通警察总队，计54万余人，送到进攻解放区的前线万海军陆战队占驻上海、青岛、天津、北平、秦皇岛等重要城市。中国在国际上没有得到任何公开的支持。由上述对比可见，在各方面占有极大优势，这就难怪当时国际国内对是否能赢得这场战争持怀疑态度。在敌我双方悬殊的力量对比情况下，中国敢不敢以革命战争来反对反革命战争？人民能不能战胜反动军队的进攻？这是中国必须首先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回答的问题。中央和客观而全面地估计了整个形势，以坚强决心和大无畏精神，充满自信地向世界宣布：“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蒋介石！”

　　从7月至10月，连续写下《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三个月总结》等指示，向全党全军指明了战胜敌人的政治方针和军事原则，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一原则的重要性。蒋介石的全线出击战术无法在野战中消灭或削弱像泥鳅一样灵活的的有生力量；相反，由于防点守线，失去了机动性，很快陷入首尾不能相顾的窘境，在不知不觉中放弃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到1946年11月，军的战线万公里，用于守备的部队已接近其进攻总兵力的一半。据总部的统计，军在其进攻高峰的1946年10月，用于攻击的兵力约占投入内战总兵力的56%，而到11月份，降至46%。在机动兵力上，军队迅速丧失优势。

　　11月18日，中央就蒋介石召开伪国大和准备进攻延安致电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指出：“蒋介石日暮图穷，欲以开‘国大’，打延安两项办法，打击我党，加强自己，其实将适得其反。”在电报中，中央第一次用“人民解放战争”取代了此前一直使用的“自卫战争”的提法，并号召“团结全党全军和全体人民，为粉碎蒋介石进攻，建立民主的中国而奋斗”。11月21日，中央在延安召开会议，决定用“打倒蒋介石”来最后解决国内问题的方针。这一方针的确立，使人民由自卫战争转变为全国解放战争。

　　1946年5月4日，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标志着土地政策的根本改变，即由抗战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农民。《五四指示》指出：解决土地问题是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各地党委必须放手发动与领导群众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必须坚决地站在农民方面实行土地改革，拥护农民一切正当的主张和正义的行动，批准农民获得和正在获得的土地。《五四指示》规定不可侵犯中农土地，整个运动必须取得全体中农的真正同情或满意，包括富裕中农在内；对富农和地主、地主中的大中小、恶霸非恶霸，应当有所区别，一般不动富农的土地；保护工商业，不可将农村中解决土地问题、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办法，用来反对工商业资本阶级；对开明绅士在运动中应谨慎处理，适当照顾。

　　一方面，为了在内战期间从美国获得更多的援助，政府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使国统区进一步殖民地化。从1946年11月起，与美国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美国攫取了从陆地到海上、从空中到地下，从政治到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特权。美军在中国横行胡为，包括军车肆意伤人；官兵殴打杀伤无辜百姓，侮辱妇女等。据不完全统计，从1945年8月至1946年11月，在上海、南京、北平、青岛、天津等地，美军暴行计有3800起，上海平均每天有一人死于美军之手。美军累累罪行激起了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的公愤，广大人民彻底看清了蒋介石独裁、内战、卖国三位一体的反动政策。另一方面，政府为支撑内战，对国统区人民实行横征暴敛、强取豪夺。为弥补赤字，政府采用滥印钞票的不负责之举，引发物价的飞涨和货币的急剧贬值，金融危机不仅造成人民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也使民族工商业受到极大摧残，造成大批城市人口失业，广大农民更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国统区的社会危机全面爆发。

　　政府已经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从1946年到1947年5月，在国统区形成了、工农运动和各阶层人民的斗争汇合在一起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中国利用有利时机，适时地取得了这条不见硝烟的战线月，中央改组了中央城市工作部，由周恩来兼任城市工作部部长，李任副部长。规定其任务是：“在中央规定的方针下，研讨与经管蒋管区的一切工作（包括工、农、青、妇），并训练工作干部。”与此同时，中央指示各地党组织选派一批适宜的干部到大城市去开展职工、学生、青年及妇女运动，并进行统战工作。要求坚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注意把反美与反蒋斗争结合起来，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起来，“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

　　在的领导下，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广州、台北等地的学生纷纷举行集会、罢课或，达50万人，其声势之浩大，规模之壮观，影响之广远，远远超过了“一二·九”运动。这次抗暴斗争得到全国各界民众的大力支持，北平、上海、天津等地的许多教授、学者、文化界知名人士以及各党派、团体纷纷起来声援学生的爱国斗争。这是全面内战爆发后，国统区人民打响的反美反蒋第一炮，并很快形成包围蒋介石政府的第二条战线，有力地配合了战场上人民和军队的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