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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Zombie Bank”(僵尸银行)这个概念,书中指“因坏账过高濒临破产,但靠央行救助维持运营的银行”。考虑到国内读者对“僵尸企业”更熟悉,我们在翻译时特别注明“类似中国语境中的‘僵尸企业’,但特指金融机构”,并补充了日本20世纪90年代金融泡沫破裂后,大量僵尸银行拖累经济复苏的案例,帮助读者建立关联认知。这些细节处理虽然耗时,但能让专业内容更易被大众接受,也符合这本书“联结实践与认知”的定位。
对照中国来看,过去几年我们也在处置中小银行风险、房企债务问题。书中的观点提醒我们,救助政策要把握“度”:既要避免风险扩散,也要防止“兜底预期”固化。比如2023年中国央行对部分房企推出“保交楼”专项借款时,明确要求“优先用于已售项目建设,不用于新增投资”,就是在控制道德风险——既保障购房者权益,又不让房企觉得“可以随意违约”。这种“精准救助”的思路,和书中强调的“货币政策要兼顾稳定与约束”不谋而合。
中国这些年的做法也体现了这一点:比如2015年后我们没有盲目放开短期资本流动,而是重点推进“沪港通”“深港通”等长期资本渠道,同时完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让汇率更具弹性。2022年美联储激进加息时,中国虽然面临资本外流压力,但外汇储备保持稳定,人民币汇率也没有出现“断崖式贬值”,这正是因为我们吸取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构建了“汇率弹性+ 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的双重防线。书中还提到,韩国在危机后建立了“外汇流动性互助机制”,中国2023年与东盟国家扩大本币互换规模,其实也是类似的风险防控思路,都是通过区域合作降低对单一国际货币的依赖。
何平:我在研究中一直强调,货币政策不能一刀切,得看危机的根源在哪儿。次贷危机的问题很明确,是金融系统内部出了乱子——美国当时搞的那些次贷产品,把居民房贷包装来包装去,坏账一爆发,银行手里全是“有毒”资产,根本不敢放贷,整个市场的资金循环都断了。所以那时候货币政策的核心只能是“救金融”,就像书中写的,央行得主动出手,把银行手里的坏账接过来,帮银行把流动性盘活,让钱能重新流到企业、流到个人手里,这是“修管道”的活,管道通了,经济才能转起来。
何平:对普罗大众来说,最核心的价值是“看懂货币政策与自己的关系”。书中用很多生活案例讲清了货币政策如何影响财富分配——比如2020年美国推高股市,持有股票的高收入群体财富增长30%,而靠工资生活的普通人仅受益于0.5%的工资涨幅,这种对比能让大众明白“央行放水不是所有人都受益”。我建议大众读者优先读“货币政策的日常生活影响”章节,这些内容能帮他们在理财、消费决策中避开误区,比如不要在货币宽松周期盲目加杠杆买房,也不要在通缩预期下过度储蓄。
对政策决策者而言,书中的“国际政策失误复盘”最有价值。比如书中详细分析了欧债危机时,欧洲央行最初坚持“紧缩政策”导致危机恶化,后来调整为“宽松+财政协同”才稳住局面,这对中国当前处理地方债务、房地产风险有直接借鉴作用——单一货币政策解决不了结构性问题,必须和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形成合力。我建议决策者重点读“危机应对的政策组合”章节,尤其关注书中总结的“三不原则”:不盲目追随国际政策、不忽视政策外溢效应、不低估文化对政策的影响,这能帮助他们在复杂经济环境中保持政策独立性。
书中还提到,西方文化更注重“市场自由”,货币政策多以“通胀、就业”为核心目标,而东亚文化更注重“社会稳定”,会将“民生保障”纳入政策目标。这一点能解释中国为何在货币政策中加入“普惠金融”要求——比如2023年央行要求商业银行“普惠小微贷款增速不低于20%”,就是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流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民生领域,这种做法虽然可能降低部分金融机构短期收益,但符合中国文化中“共同发展”的理念,也让货币政策更贴近民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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